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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3月6日2:21:16(京港台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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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中村加速消失帶來的陣痛
法律與生活雜志記者呂娟､李雲虹／2006年﹐北京市“城中村”整治的規劃數字為80個──“城中村”的消失正在加速。“城中村”的消失是艱難而不可逆轉的﹐但採訪讓我們知道﹐“城中村”的重建更加艱難﹐要重建環境､治安､文化､和被推土機掘傷的親情。(newstarnet.com)
2006年1月12日上午十點多﹐原北京市昌平區回龍觀鎮黃土東村41歲村民張富國(化名)兩手拎著剛從附近菜市場買的兩大兜菜﹐哼著小曲﹐慢悠悠地朝家的方向溜達著﹐時不時地遇見幾個街坊﹐停下來笑吟吟地寒暄調侃幾句。(newstarnet.com)
自東村拆遷失地後﹐張富國一直沒有工作﹐而這樣悠閑的生活﹐他已經過了一年多。“拆遷拆遷﹐一步登天”﹐東村現任黨支部副書記楊會新認為﹐用這句話來形容東村人這些年生活的變遷﹐再恰當不過。(newstarnet.com)
東村家園﹐原回龍觀鎮黃土東村﹐位于北京地鐵十三號線回龍觀站以南一公裡處﹐東､北緊鄰回龍觀經濟適用房文化社區。在北京城市緊鑼密鼓地向郊區擴充､市內房價急速飆升的進程中﹐這裡的低價､交通便利無疑成為低收入北京市民以及進京打拼的外地青年居住生活的首選。(newstarnet.com)
在這樣的環境中﹐東村家園用不一樣的樓體顏色﹐封閉的社區院落﹐獨立的物業管理含蓄而輕松地宣示著﹐這裡是一片與眾不同的樂土。62歲的東村村民劉志芩的樂﹐像盛秋的菊花一樣﹐張揚地“開”在臉上。40年前劉志芩從娘家北流村鎮嫁到黃土東村時﹐這個村子僅幾十戶人家。貧窮﹐閉塞﹐雞犬相聞的生活讓從小對跳舞唱歌說快板痴迷的她必須立即收斂起所有喜好﹐勤勤懇懇地過起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當然包括生兒育女。(newstarnet.com)
“汗珠子掉八瓣﹐見不到一分錢”﹐那時﹐所有黃土東村的壯勞力辛苦一天的價值是一毛七分八﹐對于村裡的大部分農民來說﹐盡管守著皇城根﹐但僅往返北京城參觀的車票就高昂得讓他們不敢奢望﹐劉志芩跟同村人一樣﹐羨慕城市裡的人﹐卻覺得遙不可及。(newstarnet.com)
辛苦到2002年﹐劉志芩的兩個兒子與一個女兒終于長大成人﹐並各自成家生子。在這個過程中﹐北京的郊縣逐漸地變為市區﹐地鐵輕軌沿著城市開發的腳步一路向北延伸﹐黃土東村迅速地湮沒在一片片高高矮矮的樓房當中。盡管早些年村裡的田地已被國家征用﹐“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但城市擴張也同時卷來大批的外地打工者﹐在原有的宅基地上盡可能加蓋幾間平房出租給外地人﹐幾乎成了每戶村民收入的主要來源。(newstarnet.com)
劉志芩家的小四合院有五間大北房﹐擠了祖孫一家九口人﹐同時還要出租幾間賺點租金維持生活﹐拮據可想而知。2002年﹐當市政府拆遷的通知正式下到黃土東村時﹐劉志芩急得直掉眼淚。地沒了﹐賴以生存的房子又要沒了,換來個城市居民戶口﹐卻連像城市人一樣供養樓房的技能都沒有﹐劉志芩想不出將來的生活還能惡劣到什麼程度。找村委會干部吵､鬧﹐雖然對方拿出各種補償政策反復解釋讓她吃定心丸﹐並一再強調兩年後即可回遷﹐劉志芩仍舊覺得﹐一旦離開這塊土地﹐未來的生活就是未知數。(newstarnet.com)
搬遷的日子到了﹐劉志芩和老伴決定回她娘家暫住﹐子女留在村子附近租房。破舊的家當一狠心扔了﹐又轉眼心疼地找了回來﹐跟隨自己大半輩子的縫紉機才能賣5塊錢﹐劉志芩沒有舍得﹐老兩口扛著縫紉機含著熱淚離開黃土東村。那時﹐劉志芩專門為搬遷編了一段快板﹐現在﹐詞忘了﹐但那種“心中就像打翻五味瓶”的滋味﹐她仍記憶猶新。(newstarnet.com)
劉志芩65歲的老伴祖輩生活在黃土東村﹐雖然他干了一輩子的鐵路工人﹐但對農村這塊土地的依戀卻有增無減。比起老伴﹐他更心疼的是﹐拆遷將使這個明朝時期就存在﹐有了600多年歷史的小村莊從此徹底消失﹐若干年以後﹐隨著東村老人的一一離去﹐東村富涵的古老傳說將永久地被林立的高樓塵封于地下﹐無人傳承。(newstarnet.com)
2004年11月15日﹐黃土東村的改建竣工。曾經像一塊瘡疤般嵌在周圍嶄新的樓群中的小村奇跡般消失了﹐破舊的平房､隨處搭建的違章建筑､零亂狹窄的小路被整齊氣派的十棟七層住宅樓以及樓間規則點綴的草坪､室外健身區取代﹐小區正門一塊醒目的石碑上刻著紅漆大字──東村家園。(newstarnet.com)
劉志芩覺得﹐她前半輩子體驗過的驚喜都沒有回遷那一刻的多。各種形狀､功用的健身設施﹐杵在健身區一角供居民健身散步時享受的大屏幕液晶電視﹐各單元門前的殘疾人車道､可視性密碼單元門以及鋪著瓷磚地面的樓道令她無法置信﹐這裡是她曾經居住過幾十年的東村。(newstarnet.com)
按照補償政策﹐劉志芩一家九口人﹐不論男女長幼﹐每人回遷補償的面積是70平方米﹐11歲的長孫因為是獨生子額外補償20平方米﹐這就意味著﹐一家人將擁有9套共650平方米屬于自己的房子。同時﹐東村當時拆遷的現金補償額為2700元∼2800元/平方米﹐回購房的價格為1200元∼1800元/平方米﹐一消減﹐一家人輕輕松松攥著了幾十萬元的存款。(newstarnet.com)
房子不愁了﹐連裝修的錢也省了﹐作為村裡的福利﹐每套房子由村裡統一進行裝修﹐瓷磚地面﹐白牆﹐整體櫥櫃﹐光潔的衛浴設施﹐整個房子“搬張床進去就能住”。而更超出劉志芩想像范圍的是﹐屋內統一配備可視對講﹐主臥安裝應急按鈕﹐預防突發事件﹐陽臺窗口裝有紅外線防盜警報﹐直接連接24小時監控的物業。(newstarnet.com)
對于劉志芩來說﹐幸福像長了翅膀一樣﹐一下子飛進她的心裡﹐壓在心底幾十年的生活重擔轉瞬間消失了。一家人經過合計﹐9口人按戶各住一套房﹐其余的五套出租。老兩口從此的起居生活就像度假﹐有事就回自家住﹐沒事三個孩子家輪番轉﹐生活的重心變得簡單而輕松﹕一邊含飴弄孫﹐一邊琢磨怎樣能讓晚年的生活過得“快樂瀟灑”。(newstarnet.com)
劉志芩很自然地撿起了自己曾經的喜好。大隊辦公樓一層400多平方米的社區文化活動中心是她的舞臺﹐除了吃飯睡覺﹐大部分時間她是在這裡度過。清晨太極﹐上午秧歌﹐午睡後快板､合唱､評書﹐晚上再來趟交誼舞﹐稍有點事兒耽誤了﹐伙伴們催促的電話就一個接一個﹐劉志芩覺得自己似乎比年輕時還忙碌﹐但這種忙碌讓她的眼笑得像彎月。(newstarnet.com)
劉志芩的老伴張萬達喜歡別人叫他“老青年”﹐因為他覺得自己兩次死裡逃生﹐如今卻活得這樣瀟灑﹐就像獲得了新生﹐整個人都脫胎換骨了。1995年和2003年﹐張萬達兩次因突發腦溢血報了病危﹐但又奇跡般活了下來。更令家人感覺驚喜的是﹐自從住進了新樓房﹐他因生病落下的行動不便竟慢慢地好了起來﹐現在﹐他自動參加了村裡的老年樂隊﹐並在剛剛過去的陽歷新年﹐與老伴和其他村民共同組織了一臺3小時的晚會﹐正如他說的﹐“發愁的事沒了﹐身體自然就輕便了”。(newstarnet.com)
65歲的張金林三十年前的夢想是﹐穿沒有補丁的鞋﹐擁有一塊城裡人戴的手表﹐過年的時候可以不用四處借錢。但現在的生活遠遠超出了他的夢想。住進了120平米的樓房﹐看上了40多寸的等離子電視﹐每月坐收幾千元的房租﹐買了車﹐當然也戴上了夢寐以求的名牌手表。(newstarnet.com)
比起物質生活的變化﹐更讓張金林感懷的是村民們精神需求的提高。體弱的老人舍得花錢僱保姆照顧﹐村民的家務活都是請保潔工來干﹐家家戶戶雖然都有車了﹐但是卻不像以前那樣渴望進城了﹐“污染嚴重﹐交通緊張﹐住的都是鴿子籠﹐不如這裡的生活原生態”。(newstarnet.com)
張金林認為自己接受新鮮事物享受生活的步伐甚至更快一些﹐他懂得了什麼叫養生﹐花上萬元購買按摩椅﹐健身器﹐組建了村裡的老年樂隊﹐最近又籌劃著買架鋼琴﹐要不是兒女勸住﹐65歲高齡的他甚至想學會開車後自駕車外出旅游。(newstarnet.com)
當然﹐張金林也感到了生活質量的翻天覆地所帶來的副作用﹐以前鄰裡串門﹐推門就進屋﹐閉著眼睛都能摸到﹐但現在一門就是十幾戶﹐又記單元又記房號﹐若干次跑錯後﹐走家串戶慢慢地減少了。以前﹐誰家兒女結婚送一對枕巾就算貴重﹐但現在﹐每年的人情禮就得一兩萬﹐“雖然心疼﹐但都是鄰裡﹐必不可少”。四年前﹐35歲的楊會新被村委會請回來擔任黨支部副書記時﹐急得牙床整整腫了一個月。(newstarnet.com)
楊會新早先在回龍觀一個國有房地產公司工作。照村裡老人的話說﹐這個他們看著長大的窮孩子是少有的幾個走出東村出息的小子。楊會新在公司的待遇不差﹐部門負責人﹐幾千元的月薪﹐豐厚的年底分紅﹐工作相對輕閑。他至今都覺得離開公司是個遺憾﹐但他也知道﹐自己沒法拒絕那些被自己叫做叔叔伯伯的老村干部的邀請。(newstarnet.com)
楊會新不願回村的理由很簡單﹕他太清楚農村的工作方式﹐公司企業有完備的章程﹐誰違反規定﹐按章程處理﹐但在低頭抬頭都是熟人､長輩的農村﹐想不計人情大刀闊斧地辦事幾乎不可能﹐“扣誰錢﹐他們全家上你家理論﹐不行就搬出最老資格的長輩坐鎮﹐直到你沒法為止”。而更令他備感壓力的是﹐2002年正是東村“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處理不好﹐“在村民的眼裡就一輩子不得翻身了”。(newstarnet.com)
回村後﹐楊會新才發現﹐新的村領導班子平均年齡不足40歲﹐他明白了前任黨支部書記所說的“繼往開來”的含意。楊會新說那時工作的底限是不讓村民罵﹕村民不願搬﹐就要反復地向沒念過幾年書的他們解釋北京市拆遷補償辦法﹐直到替他們把賬算清楚為止﹔大部分村民念舊情﹐希望回遷﹐他們就要一遍遍地與開發商談判﹐直到他們點頭同意為止﹔一些老人認為村東頭的正午廟是黃土東村的精氣所在﹐同時也是古跡﹐萬萬不能拆﹐他們就要想法最終讓開發商妥協﹐專門留出那片場地﹔(newstarnet.com)
年紀大的村民希望能通電梯﹐他們軟磨硬泡讓開發商突破經濟適用房的樓層限制﹐硬是多要了一層﹔之後﹐從建房､裝修到分房﹐每一個程序都會組織村民代表到其他社區甚至廣州等地參觀取經﹐然後召開村民代表會進行討論,包括地磚鋪什麼顏色﹐爐具用什麼款式﹐門窗用什麼牌子﹐分房以什麼為標准……(newstarnet.com)
東村分房採用的方式是抓鬮﹐按照標准﹐楊會新一家三口可分得三套房﹐有了電梯﹐誰都希望自家的樓層能高點﹐但楊會新接連抽的都是一二層﹐這令他挺懊惱﹕“事實就是﹐干部在這裡﹐沒有一點特權。”(newstarnet.com)
農村沒了﹐村委會也改牌成了居委會。除了醫療保險﹐村裡的老人並不是很看重他們曾艷羨不已的居民戶口﹐而年輕人大多是為了謀得一份工作。根據拆遷協議﹐一部分年輕村民進入了小區的物業公司﹐每月拿著七八百元的工資﹐一部分選擇自己創業﹐而另有相當一部分人則過著像張富國一樣悠閑的生活﹐“每月幾千甚至上萬元的房租收入足夠他們衣食無懮﹐他們覺得沒必要再讓自己活得那麼辛苦”﹐楊會新解釋說﹕“另外﹐他們也無力承受在城市打工所要面對的激烈競爭和外面對文化素質､工作技能的要求。”但令楊會新頗為頭疼的是﹐一些曾選擇待業在家的年輕人最近又陸陸續續地開始鬧著讓村裡給安排工作﹐因為“年輕輕在家閑著的日子太難熬了”。(newstarnet.com)
守著日漸升值的地段﹐東村人享受著他們遲來的幸福生活。談起幸福生活得來的原因﹐有人說是政策好﹐有人稱贊是“年輕的領導班子開創了東村新的歷史”﹐有人覺得是那座保留下來的正午廟護佑了東村的喜樂平安﹐但這樣的反思大多只在瞬間﹐更多的時候﹐他們在樂此不疲地挖掘生活中更多的幸福。這樣的挖掘過程形成了東村獨特的現象﹕年輕人因幸福駐足﹐老人因幸福忙碌。(newstarnet.com)
2006年1月19日上午10點多﹐臨近春節﹐零下13度的嚴寒顯然沒有逼退北京市豐臺區鄭常莊鄉公共汽車站牌下等車的人群。一簇簇的人從車站邊一個不斷傳出吆喝､叫賣聲的小巷走出﹐縮著脖子﹐捂著耳朵﹐緊鎖著眉頭低聲咒罵著突襲的冷空氣﹐將至的新年似乎並沒有給他們的臉上增添多少喜氣與清爽。(newstarnet.com)
巷內的蔣家墳村是我們這天採訪的重點。一條一裡多長的中心街道“有商戶355家﹐其中90多家無營業執照﹐違法棚､亭､閣299處”﹐這是我們之前從網絡上查找到的關于它的信息。2006年北京市計劃重點整治城八區五十多個城中村﹐蔣家墳並不在其中﹐但是北京市社科院一份調研報告卻指出﹐這裡是北京市豐臺區流動人口最多的“城市角落”﹐聚集著16000多人的外地打工者﹐超過當地居民與村民總和的5倍﹐一位通過考大學離開該村的年輕人嫌惡地形容自己的家鄉是深藏在北京城裡的一塊難以治愈的“癩瘡”。(newstarnet.com)
通往蔣家墳的主街道嚴格來說不能稱之為街道﹐最窄的地方僅一米多寬﹐一輛三輪車能造成這裡通行的滯塞。街道兩邊擁擠著數不清的小商鋪﹐五金､百貨､小餐館､美發店﹐更多的是蹬著三輪叫賣的游商。為了招攬生意﹐店主們大多將貨物架搬到路邊﹐時不時對著來往的人群慵懶地吆喝幾嗓子。走過的行人肆無忌憚地朝路邊吐口濃痰﹐恰好落在擺滿熱騰騰蒸籠的包子鋪前﹐老板不以為忤地瞄了一眼﹐繼續她的叫賣。(newstarnet.com)
空氣中充斥著嗆鼻的味道﹐幾名路過公廁的男女皺著眉頭捂著鼻子匆匆跑過﹐但這似乎並不影響公廁旁幾米處的烤肉攤前﹐幾個操著外地口音的青年舉著手中的烤串大快朵頤。行至一裡左右﹐一塊立在巷口拐角處的鏽跡斑駁的鐵皮牌子告訴我們﹐蔣家墳到了。(newstarnet.com)
對于初來乍到者﹐蔣家墳更像一個破敗的迷宮。狹窄的胡同無規律地向不同方向曲折延伸著﹐看似到了一個死口﹐卻又魔術般從一側長出條僅容一人側身而過的“幼臂”。破舊的四合院“爭先恐後”地向路界擴張﹐簡陋違章的小門臉掙扎著從牆體間擠出。路面上污跡斑斑﹐隨處可見的菜葉､垃圾甚至糞便﹐污水肆無忌憚地從兩邊房屋的下水管中流向路面﹐在低窪的地方蓄成骯臟的水坑﹐又立刻結上一層薄冰。(newstarnet.com)
雖是半上午﹐胡同裡來往行走的人卻很多﹐操著天南地北的方言。畫著濃妝﹐穿著短裙的年輕女孩﹐抹著厚重發蠟﹐西裝革履行色匆匆的南方男人﹐巷角補鞋的鞋匠﹐穿著棉睡衣光腳趿著拖鞋在胡同裡閑逛的婦女﹐還有坐在門前小凳上﹐用漠然而渾濁的雙眼巡視來往人群的老人。(newstarnet.com)
沿路打聽了好幾個﹐卻沒有一個是當地村民﹐一個一手端著盆洗頭水﹐一手擼著滴水的頭發的女人正從院內走出﹐慢條斯理地詢問我們是不是找房東﹐隨後不等我們回答﹐重重地叩了幾下院旁的鐵皮門。半晌﹐一個中年婦女打開門﹐用惺忪的睡眼打量我們﹐問想租什麼樣的房﹐得知是記者﹐她擺擺手﹐二話不說關上了房門。(newstarnet.com)
一個好心的外地人告訴我們﹐當地的村民更喜歡別人叫他們房東﹐因為他們大多以出租房屋為生﹐相比房客﹐他們更願意在這個季節呆在家裡。走進楊大媽的小院時﹐她剛送走一個看房客。院子的過道兩邊各加蓋了四間出租房﹐院子搭了頂﹐變成正屋﹐卻沒有暖氣。知道我們是記者﹐她兩手往袖口裡一揣﹐深陷的頰窩牽出嘲諷的冷笑﹐鼻子裡擠出一聲哼﹐“你能幫我們說實話嗎﹖”隨後轉身撩起門帘進了裡屋﹐但並沒有阻止我們跟入。(newstarnet.com)
雖是白天﹐屋裡卻漆黑一片﹐“停電了”﹐楊大媽說﹐“這是常事。”雖然接受了我們的採訪﹐但楊大媽的話語卻因憤懣而零亂﹐幾番交流﹐我們終于拼湊出她的故事。楊大媽四十年前嫁到蔣家墳﹐那時全村以種蔬菜大棚為業﹐夠吃夠喝。1992年蔣家墳農地被開發商佔用﹐全村人失了地﹐沒了收入。按照政策﹐她和74歲的老伴轉了居民戶口﹐每月拿340元的退休費﹐患尿毒症的老伴每年光醫藥費就得七八萬﹐而轉居後的醫療保險才能報銷30%﹐生活入不敷出。(newstarnet.com)
全村人開始逐漸在自家院裡院外加蓋幾間房出租給外地人﹐賺取租金成了村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但是開發商要拆遷的風聲時不時地傳出﹐屆時只給每家按面積每平米補償三千多元﹐不得回遷。年輕人面臨兩種選擇﹐要不領5萬元的遣散費﹐要不接受安置在開發商公司做保潔等工作﹐每月幾百元工資﹐但這樣的工作也沒維持幾年﹐現在80%的村民都賦閑在家。(newstarnet.com)
“要我們活就活﹐要我們死就死”﹐楊大媽斜倚在牆邊﹐恨恨地反復重復這句話。“你們替我們反映反映﹐真拆了﹐我們住哪兒去﹖在這兒破平房裡﹐撿點柴火燒鍋菜粥窩頭還能活﹐樓房卻是買得起住不起﹐哪來的錢養它呢﹖”(newstarnet.com)
據楊大媽說﹐村裡部分人轉成居民後﹐形成現在的農居混雜﹐村東頭是居委會﹐村西頭是大隊﹐兩套班子﹐雙重管理。蔣家墳的居委會是間路邊的平房。正伸手在爐邊烤火的工作人員張愛英(化名)聽說我們是記者﹐立刻站起身要帶我們“去看蔣家墳真實的情況”﹐臉上的表情似乎等待這一刻已經很久。(newstarnet.com)
張愛英走路很快﹐一路帶著我們穿過堆滿垃圾､污水橫流的幾條小巷﹐邊走邊比劃“這兒﹐這兒﹐還有那兒﹐以前干淨著呢﹐種地回來街上胡同裡整整齊齊﹐早晚有人打掃﹐現在你看﹐這還是正常的生活嗎﹖”(newstarnet.com)
張愛英帶我們來到她家﹐一個臨時搭建的小閣樓﹐在破木板搭成的樓梯拐角﹐她停下來﹐指著樓下堆滿垃圾的荒地﹐“這以前都是菜地﹐開發商佔了以後﹐常年荒著不開發﹐要不租給廢品收購站﹐全村光這樣的廢品站有十多個﹐都是在居住區﹐從早到晚叮呤岺啷﹐白天黑夜地燒著電線､膠皮､塑料﹐空氣污染嚴重極了。”隨後她指著樓下來往的行人﹐“外地人比本地人還多﹐收廢品撿破爛的﹐收不著就偷﹐搶﹐看你家燉肉他連鍋端﹐現在誰家不丟個東西那叫不正常。”(newstarnet.com)
走進屋內﹐張愛英指著沙發上坐著的一個中年婦女﹐“你們採訪她吧﹐因為拆房﹐她都喝敵敵畏了。”這個女人叫周夏菊(化名)﹐41歲﹐魏家村人﹐張愛英的中學同學。魏家村與蔣家墳兩村緊挨﹐過去同屬一個大隊管理。2002年10月25日﹐開發商在魏家村貼出拆遷的公告﹐每平米補償3150元。到目前﹐全村只剩周夏菊和其他5戶沒有搬﹐因為“開發商拆遷手續不合法”﹐周夏菊解釋說﹐這幾年她一直跟開發商對抗﹐“他們僱人到我家砸門､潑糞､扔大爆竹﹐想逼走我﹐可我走了就沒有活路﹐他們不准魏家村人回遷﹐要回來就按每平米8500塊錢買﹐誰買得起﹖”(newstarnet.com)
周夏菊說雖沒搬﹐但自家現在已沒法住人﹐三天兩頭停水﹐電壓最高時只有150伏﹐“電器基本都燒壞了”﹐無奈﹐只能在老同學家暫住。談話間﹐一個戴著眼鏡﹐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進入﹐張愛英介紹說﹐這是他的丈夫李維德(化名)。李維德還有一個身份﹐被拆遷農戶的訴訟代理人﹐“我沒考過律師本﹐可我敢替老百姓說話”﹐他走進裡屋﹐從布帘裡探出頭﹐“他們都叫我赤腳律師”﹐隨後﹐他抱出一摞一尺多厚的材料。(newstarnet.com)
“這都是我拿命換來的”﹐李維德指著材料﹐“誰拿著它明天就能成富翁。”他攤開材料﹐“看到沒有﹐從拆遷批文到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全是造假。”李維德說這些材料是開發商的“罪證”。他曾去過北京市規劃局和國土資源局查檔﹐根據規劃局的檔案顯示﹐蔣家墳與魏家村所在的青塔除了1999年因市政道路建設被國家征用24.27畝的農地外﹐至今都沒有再被列入市政規劃。(newstarnet.com)
按照法律﹐因公共建設征用基本農田超過35公頃的﹐必須由國務院批准﹐而蔣家墳與魏家村53公頃的糧田與宅基地卻被開發商輕易地佔用開發商業樓盤。“你看”﹐他指著手中的資料﹐“他們把我們的農地宅基地改成了‘其他’,更荒謬的是明明拆的是西區的魏村﹐提供的卻是東區的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甚至連這個證都是假的﹐”李維德指著落款﹐“連章都沒有蓋。”(newstarnet.com)
雖然握著這些證據﹐李維德代理的這起行政官司一審卻打輸了﹐二審的判決等了一年多仍沒有音信。“我沒輸在‘理’上﹐而是輸在‘世’上”﹐他的語調轉為激憤﹐“明明知道是螞蟻扳大樹﹐我就是要抱打不平”﹐他再次拿起那些材料﹐“我沒什麼文化﹐可現在所有北京市拆遷方面的證件﹐拿出來我就能看出是真是假﹐老百姓都認我。”隨後他神秘地一笑﹐“你知道開發商給我起了個什麼外號嗎──拆遷的攪屎棍﹗”他抬高聲音﹐語氣裡透出得意。(newstarnet.com)
李維德說他為代理魏家村拆遷的官司付出了很大代價﹐“開發商派人砸了我家的八間房﹐所以現在才搬到這個小閣樓。”兩年前的一天﹐一群人沖到李維德家尋舋﹐“幸虧我們有這個”﹐李維德從抽屜裡掏出一把滅火氣槍﹐“六米之內能把人噴倒﹐但不傷人”﹐“這裡家家戶戶都備著這個。”即便如此﹐李維德仍受了傷﹐他撩起衣服﹐讓我們看他的傷口﹐露出了腰間纏的一條紅色的腰帶。(newstarnet.com)
“我們盧溝橋公社以前在全國都是出了名的﹐”李維德感慨﹐“地理位置相當好﹐那時人都擠破頭來這兒﹐誰想到現在變成這樣呢﹖”“這些你們都能報嗎﹖”他笑著反問記者﹐帶著一絲挑舋﹐但隨後又坐在椅子上﹐一段難得的沉默後﹐他抬起頭﹐“盡量給我們反映反映吧”﹐他的語氣轉為低落﹐“現在這裡的人生活水平大不如以前了﹐大家都害怕﹐魏家村的今天就是蔣家墳的明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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