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裡堵得慌﹐生命在災難面前無能為力﹗所以﹐請你不要再讓我回憶現場､談感受了﹗”
5月17日﹐一名外國記者（前右）在北川中學廢墟上進行現場報道。新華社記者徐壯志攝
“災區太慘了﹐新聞與人的生命比起來微不足道。哪兒都一樣﹐你沒去過﹐你不懂﹗”
“日本救援隊的人會覺得救不出人而感到自己太無能而辭職﹐我同樣也有這樣的心理壓力。”
“在那邊活著都覺得內疚。”
這些都是一些親歷四川地震現場的境外媒體記者的感言。
每天面對大量被挖掘出的遺體﹐耳邊充斥著受災者失去親人的哭喊﹐背負“新聞現場”使命的境外媒體記者們心情日益沉重﹐加上長時間的超負荷工作﹐無疑都加劇了他們的心理問題。據臺灣“中央社”報道﹐有香港記者在回港後因不自控地感到哀傷﹐主動向當地“生命熱線”求助﹐經評估後被診斷患上了早期懮郁症。
“每個畫面都讓我心痛”
首批深入四川地震的境外媒體記者在返回後﹐不約而同地有了心理包袱。
俄新社記者謝平跟隨俄羅斯救援隊在四川地震現場採訪﹐雖然返回北京已經四天﹐但他向《國際先驅導報》坦言﹐自己這幾天晚上一直做噩夢﹐食欲也不振。“可能以後都不會有比這再恐懼的時刻﹗我沒法用語言描述﹐我說不好﹗”
美國攝影師艾倫也有同樣的感受﹐他是戰地記者﹐曾經深入伊拉克戰場﹐面對死亡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但他現在心情並未平復﹐“我的相機掠過一處處殘垣斷瓦﹐鏡頭記錄的每個畫面都讓我心痛。”
香港無線臺記者吳子敏在完成採訪工作後﹐回酒店休息時﹐夢中不斷閃過日間所見的片段﹐嚴重影響睡眠質量。而剛從災區回港的記者何永康﹐在休息時撞到桌椅﹐第一時間竟然誤以為是發生地震了。
半島電視臺記者那西爾是在5月13日第一批趕去都江堰參加現場報道的記者﹐回憶當時的場景﹐他向《國際先驅導報》坦言現在仍然感覺很難過﹐就呆在家裡﹐也不想出去﹕“雖然去之前已經有心理准備﹐但到了映秀鎮後﹐到處都是倒塌的樓房﹐到處都是冒著煙塵的瓦礫堆﹐我真的不敢相信眼前的這一切。”
一生無法磨滅的記憶
“我看到很多遇難者被夾雜在瓦礫碎件的邊緣上﹐像夾三明治一樣﹐有的伸出了蒼白發紫的手或折曲了的下肢……令人慘不忍睹﹐攝影師也不能專注拍攝﹐要深深呼一口氣才能勉強繼續。”
這是香港有線電視記者呂秉權在返港後寫下的親歷四川地震所感。呂秉權是第一批參與四川地震現場報道的香港記者﹐接到地震採訪任務後﹐翌日清晨就深入到北川。
“走在左右布滿巨石的山路旁﹐聽到呼天搶地的嚎啕大哭﹐傷者趴在死去的親人旁邊﹐泣訴如何目睹親人被壓死。聽著我心中哀痛莫名﹐天又在下雨﹐雨水､淚水､泥水夾雜著血水在流淌﹐大地也在哭泣。”到達北川中學後﹐呂秉權聽到有人喊救命﹐他親眼目睹了一名被困女孩向他發出的求救。
“叔叔﹐你能不能給我水﹖我快不行了。”
“叔叔﹐你能不能替我翻翻身﹖”
面對這樣的請求﹐呂秉權痛苦難堪﹐他只能鼓勵女孩要堅強。
呂秉權這樣總結自己在返回香港後心情低落乃至抑郁的原因﹕“地震採訪期間﹐種種喊救命的聲音､情景和熏天的尸臭味﹐令人心痛無比﹐一生都磨滅不了。災民及傷者的每個傷痛眼神﹐至今我仍然深深記憶。”
“請不要再讓我回憶現場”
現在需要進行心理干預的﹐不僅包括災民﹐還包括醫護人員和志願者﹐甚至還包括了親歷現場的境內外記者。由于創傷帶來的情緒並無固定模式﹐個別境外媒體的記者有不同程度的反應﹐俄新社記者謝平在面對《國際先驅導報》電話採訪時突然失語﹕“我心裡睹得慌﹐生命在災難面前無能為力﹗所以﹐請你不要再讓我回憶現場､談感受了﹗”
鳳凰衛視《冷暖人生》主持人陳曉楠在地震發生後﹐立刻奔赴災區﹐轉輾綿竹等地進行實地報道。“在採訪中﹐我也曾從頭哭到尾﹐但不是失聲痛哭。”這位曾參與“9•11”等重大報道的女主播說﹕“有人問過我會不會得懮郁症﹐我說不會。救人的人要懂得自救。而且我不只是報道灰暗﹐而是從灰暗中發現亮色。”
對于近期頻發的境外記者疑似“震後抑郁症”的現象﹐中國心理學會抗震救災小組副組長高文斌提醒道﹕“境外記者第一時間走進災區最前線直擊採訪﹐見盡生離死別的悲慘場面﹐若發現自己情緒受困擾﹐千萬不要掉以輕心﹐應找專業人士協助。”
高文斌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如果夢中不時重現不快的片段﹐甚至令精神長期處于擴張狀態﹐對家庭及工作生活會造成不良影響。他指出﹐“可保持做運動﹐及與親友､同事講述四川災區經歷﹐都有助克服心理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