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文﹕諧和）
**作者序
作為北京援藏醫療隊的一名醫生﹐我曾經在西藏工作和生活了一年。
醫療隊為西藏培養了許多本民族的醫生和技術人員﹐我們為普通藏民全部免費診斷治療﹐為危重藏族病人輸血﹐漢族人和藏族人的血液流動進同一根血管。
把自己一些在西藏的親身經歷寫下來﹐取名“我的西藏”﹐表示一個漢族醫生對那塊土地和人民的愛。
達賴喇嘛和西方反華勢力妄圖把西藏從中國56個民族的大家庭裡分裂出去﹐注定是痴心妄想。
**在拉薩看天葬
曾經在西藏拉薩住過一年。
有人說“五岳歸來不看山”。我說“西藏歸來不看景”。那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美景地。
那裡的藍天﹐雪山﹐陽光和清澈的河流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我這一輩子也不奢望看到比在西藏看到的更加原始而粗獷的自然美景了﹐無論走到世界何處。
還有一樣也是世界獨一無二的﹕西藏的天葬。
和任何宗教對生命死亡後的出路一樣﹐佛教也講究個“靈魂升天”。但是讓肉體和靈魂一齊升天﹐全世界好象只有在西藏才有這樣的實踐。
那是在拉薩的一個六月的清晨﹐我和婦產科的黃醫生﹐病理科的扎西醫生起了個大早﹐醫院的小吉普車﹐要趕到第一抹陽光射到天葬場之前到達那裡。這裡還得交代一下﹐對這種靈魂和肉體一齊升天的過程﹐除了天葬師和死者家屬請來念經的喇嘛外﹐外人一概謝絕﹐
連家屬通常也不來參加。改革開放後曾經准許游客參觀過天葬。但自從有人偷偷把天葬過程拍下來﹐並且在上海向外國人兜售以後﹐國內的游客就被一律謝絕了。我們能夠得到參觀的殊榮﹐全靠老扎西醫生﹐他因為作病理解剖工作的關系﹐和老天葬師是朋友。扎西醫生和他的朋友不在被拒之列。
天葬場設在拉薩近郊的一座小山頂上。山不高﹐山頂是一個光滑的平臺﹐約有半個籃球場那麼大。我們到達那裡時﹐太陽還沒有露頭﹐天空灰蘭蘭的。六月的拉薩仍然涼颼颼的﹐我們都把自己裹在厚厚的毛衣裡。家屬請的老喇嘛已經坐在山頂上了﹐深紅色的袈裟裹著紫銅色的皮膚﹐對我們一行穿白大衣的人友善地微笑著。
這時才發現天葬場所在的小山頂背面被一座更高的山環繞著﹐兀地看去﹐一群大鳥在那座山頂上一字地排開﹐舞動著翅膀﹐吱喳喳地擠來擠去恬噪不停﹐有的干脆不耐煩地在山頂上盤旋來盤旋去。問過了扎西才知道﹐呵﹐那就是今天要帶領死者肉體和靈魂“升天”的運輸大隊----禿鷲群﹗山頂上看得見的只是它們的一部份﹐更多的擠不上山頂的還在山背面的坡上歇著等待呢。
等到天葬師們背著兩具由白布裹著的尸體上到天葬場山頂來時﹐照耀拉薩清晨的第一抹陽光搖搖晃晃地爬上了山頂。三位天葬師﹕一老一少﹐中間夾個中年人。開始我以為三人都是男的﹐結果扎西告訴我﹐那個最年青的是個女娃﹐老天葬師的女兒﹐才16歲。她穿一身漢族服裝﹐長辮子裹在一頂軍帽裡﹐咋一看還真分不出男女。但仔細一看﹐軍帽下那張兩頰“高原紅”的秀臉和一對烏溜溜含羞的大眼﹕是個典型的藏族女娃。
天葬師這個職業在西藏民主改革前是一項低賤的職業﹐往往是父傳子﹐子傳孫﹐因為招不到徒弟﹐而且女人是不准沾這一行的。現在﹐天葬師在人們的眼中地位高多了﹐也可以傳女弟子了。
天葬師除了作拆卸尸體喂食禿鷲外﹐還負責在頭一天晚上把尸體用白布裹上﹐背著尸體在拉薩大昭寺旁的八角街繞街走三圈﹐可能是向家屬告別吧﹐但家屬並不陪同。可以說﹐天葬師是陪同死者走向天國的最後一位人間使者。
天葬前要進行宗教儀式。在一位穿戴整齊﹐佩著藏刀的男人陪同下﹐老喇嘛閉目合十為死者念超度經文。那位男陪同據說是其中一位死者的遠房親戚﹐這是今天唯一出場的死者家屬。
宗教儀式完畢後﹐佩刀的男人就下山去了。留下幾個專業的天葬師和專業的觀察者為死者送行。
待老天葬師在女兒的幫助下打開白色的裹尸布時﹐我們才看見﹐死者為兩位老人﹐都很瘦。
這時﹐兩位男天葬師開始拆卸尸體。他們的工具很簡單﹕斧頭﹐鋸子和幾把鋒利的藏刀。當第一斧砍在死者的頸子上﹐頭顱和身體脫落時﹐早已等得不耐煩的禿鷲們聞到了血腥味﹐一群禿鷲俯沖下山﹐大膽者甚至落腳在天葬臺上﹐盯著尸體嗷嗷直叫。可是它們好象與天葬師有默契﹐只見天葬師向他們吆喝著什麼﹐這群大鳥﹐少說也有十幾只﹐便縮脖子縮腦袋地站在天葬臺的邊緣上﹐還互相擠來擠去﹐眼睛卻都盯著天葬師。這使我想起峨眉山的老和尚每當正午就向山裡叫喚﹕“猴居士﹐開齋羅……”。接著就有成群接隊的猴子下山來吃飯。人獸之間的友好關系就是這樣培養出來的。
兩位男天葬師熟練地用工具拆卸尸體﹐在切下四肢時都是非常准確地沿著解剖線下刀﹐使人感到他們在熟練地殺一只雞。很快地﹐四肢卸下來﹐老天葬師開始扔尸肉給禿鷲們﹐它們嘰嘰哇哇地搶食著﹐有時﹐兩只禿鷲扯著一塊肉的兩端轉著圈地拉扯﹐直到各得其所為止。禿鷲們大抵也受過“有富同享”的教育﹐第一批吃得半飽時就飛回山背面去﹐讓第二批等候的禿鷲俯沖下來吃食﹐就這樣輪替著。這時﹐另外一批食客也來分享尸肉﹐那是一群烏鴉。它們的身體只有禿鷲的六分之一大﹐通常只能在天葬場的邊緣站著﹐趁禿鷲不注意﹐趕快幾步小跑沖進場地﹐叼上一塊尸肉又趕快沖出來﹐跑慢幾步﹐禿鷲的喙子就啄到它們身上去了。
等到最後一塊尸肉被禿鷲和烏鴉“帶上天”去以後﹐兩位男天葬師也累了。他們坐下來抽一袋煙。這時﹐輪到天葬師的女兒熟練地用斧頭將一塊塊剩下的骨頭砸碎﹐這件活路費了她不少時間。等到骨頭都砸成了渣﹐她從一白色的口袋裡掏出酥油和青稞面﹐用手把骨頭渣﹐酥油﹐青稞面混合起來。一些還沒有吃飽的禿鷲和烏鴉聞著香味又飛回來﹐那姑娘就將食物一把一把地扔給它們﹐直到天葬場的大青石上面什麼也沒有剩下為止。天葬師的工作是保證死者的所有肉體都“上天”﹐不能有一絲一毫身體殘留物留在地面上﹐據說那是對死者的不敬﹐家屬若知道了﹐也會扣掉付給天葬師的工錢。
最後的事情就是打掃天葬場那塊平臺。天葬師們用水把上面的殘留血跡沖刷得干干淨淨的﹐很有專業水平和素養。
西藏的“藏醫學”在對人體的解剖構造和內臟位置的認識上比漢族的中醫早很多年。天葬師可以說是西藏最早的解剖學家。到底藏醫比西方醫學對人體解剖的認識早還是晚﹐以無從考察。但正是這些長期被西藏社會認為是“賤民”的天葬師﹐對藏醫學的發展作出過偉大的貢獻。
**一妻多夫
那是在拉薩夏天的一個炎熱的下午。都晚上八點了﹐外面還是陽光普照。西藏一直使用北京時間計時。在首都﹐是早晨七點天亮﹐晚上七點天黑﹐換到了拉薩就是﹕早晨十點太陽出山﹐晚上十點太陽落坡。
我正在急診室偷懶呢﹐就聽掛號室來電話﹕“有急診病人﹐出來看一下。”我趕緊披上白大衣去了診室。病人是個藏族女人﹐看上去有三十來歲﹐瘦得一把皮包骨頭﹐還躺在板車上。
推車人是個二十來歲的藏族小伙子﹐穿一件紅背心﹐臟希希的褲子已經分辨不出顏色﹐挽得老高﹐綠軍帽上沾著幾根稻草﹐好像才從田裡回來﹐滿頭滿身的大汗。“可能是拉薩郊區的農民。”我想。藏族女人雙目緊閉﹐蒼黃的面孔上滿是汗水﹐扎著小辮的頭發亂烘烘的﹐發結飄帶已經從紅色變成了黑色﹐穿的衣服比小伙子的還要臟﹐發出陣陣汗臭味。我在檢查這個女病人時﹐發現她反應很遲鈍﹐有時幾乎沒有反應﹐問她問題也沒有回答﹐我只得轉而問推板車來的小伙子﹐我想他是她的弟弟。
小伙子回答的病史主要是﹕達娃(藏族女病人的名字)近一個月來不思飲食﹐吃啥吐啥﹐消瘦無力。我當時也無法馬上作出診斷﹐我告訴小伙子﹐需要作X -光﹐驗血和超聲波檢查。當我說到﹐要作妊娠檢查時﹐小伙子突然雙眼發亮﹐露出興奮的表情﹐他說﹕“達娃肚子裡的孩子肯定是我的﹐不是我哥哥們的。”我說﹕“你是他的……”“我是他丈夫呀。”他不等問完就趕緊回答道。我說﹕“為什麼你說孩子不是你哥哥的﹖”“因為我哥哥們都出門三個月了﹐不在家裡。”
經他一番解釋﹐我才明白。原來﹐達娃是嫁給小伙子家四兄弟的。四兄弟共一個女人﹐並不是因為他們都同時愛上了達娃﹐而是四兄弟不願意因為娶媳婦而分家產。這在西藏城市裡並不多見﹐但在農村卻並不少見。因為經濟和家族財產而四兄弟共一個女人﹐女人所生的孩子屬于四兄弟共有﹐將來兄弟們死了﹐財產也不落在外人手裡。
我不是學社會學的﹐不知道這是母系氏族社會的遺風﹐還是農奴社會留下的規矩﹐或者什麼也不是﹐只是一種風俗習慣。
其實達娃嫁到他們家裡來並不是享福來了。她要對家裡的四位青壯年男人盡到妻子的責任。
大哥在家時﹐她是大哥的女人﹐大哥出門在外﹐她是二哥的女人﹐這樣以此類推下去。等到三個哥哥都出了遠門﹐才輪到這位穿紅背心的小伙子當丈夫﹐所以﹐他對達娃的“懷孕”那樣地高興。達娃永遠是家裡最忙碌﹐最辛苦的勞動者﹐她要給四個青壯年煮飯﹐洗衣﹐擠牛奶﹐作酥油茶﹐要給四個人生孩子﹐帶孩子﹐還要下地種青稞﹐割草﹐喂牛。可能是嚴酷的自然環境﹐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原因吧﹐藏族女人的身體在高原上是很強壯的一群﹐總使我想起高原的慂牛。但是即使是慂牛﹐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下也有不支而跌倒的時候。
化驗結果出來﹐與我和穿紅背心的小丈夫的期望相反﹐達娃患的是嚴重的全身血行播散型結核﹐已經到了晚期。腦脊液檢查顯示她有結核性腦膜炎﹐這樣嚴重的結核我在內地時從來沒有見過。當我把結果告訴她的小丈夫時﹐他眼紅紅地說要趕快通知三個哥哥回來。
可伶的達娃﹐在送進傳染病房的第二天﹐經醫生們全力搶救﹐回天乏術﹐終于撒手人寰。她甚至沒有來得及和趕回來的其它三位丈夫告個別。我站在一旁默默地希望她在天國找個角落躺下來﹐好好地休息一下。
如果達娃的一妻多夫是因為風俗習慣和經濟原因﹐則在拉薩我見過的另一類“一妻多夫”純粹是為了“好玩”(HAVE A FUN)。
那是在傳染病房工作時。有一天早晨我進病房﹐看見新來的病人是個漂亮的蘭眼金發的澳大利亞姑娘﹐雙眼淚汪汪的﹐金黃色的頭發因為懶于梳洗而結成一塊塊的。她是來西藏旅游的游客﹐患了急性肝炎。這裡要說一下﹐西藏的外國游客多為西方人和日本人﹐而且大多數是年輕人。冒險的心理使他們夢想來“世界屋脊”尋找奇跡。我在拉薩時﹐曾經聽說有一位日本老人的尸體存放于醫院多日﹐等待空運回日本。老人七十歲﹐為了蓄畢生心願看看喜馬拉雅山﹐不聽家人勸阻﹐寫下了遺囑﹐與旅行社簽下保證書﹐一切後果自負﹐終于隨旅行團來到西藏。可是﹐還沒有走到日思夜想的喜馬拉雅山腳下﹐便在拉薩的旅館裡因心肌梗塞而一命歸天﹐缺氧是最主要的原因。
好了﹐言歸正傳。這位名叫卡羅琳的澳大利亞女孩一個月前與四個對喜馬拉雅山抱著同樣羅曼蒂克夢想的年青人一道﹐從墨爾本出發﹐來西藏旅游。在旅游的路途中﹐一個姑娘和四個小伙子演出了一拘西方的“一妻多夫”﹐當然只是同居關系﹐沒有正式結婚。卡羅琳周旋于四個男人之間﹐今天是約翰的女友﹐明天又與邁可睡覺。四個人輪流來﹐為的是“HAVE A LOT OF FUN﹗”一路到了拉薩﹐待卡羅琳和一個“丈夫”相好時﹐另外三個“丈夫”心生嫉妒﹐互相埋怨﹐終于﹐四個男人變成“四劍客”﹐在旅館裡開打﹐被旅館“請”了出去。約翰和邁可一氣之下跑到藏南玩去了。留下卡羅琳和另外兩位金發蘭眼的年青人繼續在拉薩過他們的一妻多夫日子﹐不過現在已經變成“二夫”。日子一直過到到卡羅琳出現急性肝炎症狀﹐不吃不喝時。兩位小“丈夫”將穿著臟希希的長裙﹐象個吉普賽女人似的她送進了醫院。接下來的日子﹐與卡羅琳曾經渡過A LOT OF FUN的小丈夫們再也沒有露過面﹐不知了去向。
這也算“洋”一妻多夫的一例吧。
**差點進天堂
那一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西藏有史以來第一座現代化醫院在首府拉薩市建成。
我在那裡工作了一年。我真正的愛上了西藏﹐它那潔淨透明的藍天﹐清澈見底的雅魯藏布江﹐一年到頭白雪閃耀的山頂﹐豪爽﹐達觀的藏族百姓……拉薩所有的寺廟我都去參觀過。
直至有一天……
一位六十歲的藏族牧民被送進了我的病房。他因大量吐血﹐休克而進了位于布達拉宮腳下的醫院。X-光發現他右肺上葉由于肺結核的侵蝕﹐出了個大空洞﹐造成肺血管破裂﹐大量出血。
經過一夜的搶救﹐病人停止了吐血﹐但血壓仍偏低﹐貧血嚴重﹐急需輸血。那時醫院的血庫還沒有建立完善﹐需要輸血的病人都是臨時向捐血者買血﹐而且要當場付現金。
西藏是全國唯一全民公費醫療的地區﹐上至喇嘛﹐下至邊遠草原牧民﹐看病﹐吃藥﹐住醫院都是免費的﹐唯獨這輸血因為是要現金買﹐不免費。我在查房時對這位老牧民講了輸血的必要﹐希望他拿出一點現金﹐我們下午就買血為他輸。老牧民當場一口回絕說﹕“我沒有錢﹐我不要輸血。”我告訴他﹕“你仍然有生命危險﹐輸血後才有好轉的希望。”他仍然說﹕“我沒錢。好不了﹐死了也沒啥。”住院醫生卓瑪也勸他輸血﹐一直到中午也沒有勸動。他只有一句話﹕“我沒錢﹐不輸血。”
眼看這老牧民的生命在一分鐘一分鐘的流逝﹐我急了﹐最後決定找院方想辦法﹐讓醫院掏錢為他買血。病房在五樓﹐院長辦公室在一樓。一個下午﹐我就在這一至五樓的樓梯上練腳勁(幸好是“壯丁”)﹐不停地找院長批條子給錢﹐找會計科出錢﹐找捐血人和血﹐找血庫技術員抽血……終于用院長批的五百元現金給這位老牧民買了幾百CC鮮血﹐傍晚在病房輸進了他的身體。
西藏的肺結核發病率較內地高。由邊遠地區來拉薩朝拜的牧民患肺結核的尤眾。他們多是辛苦勞動一輩子的老年牧民﹐也有年輕人。我的這位病人就是把牛和其他牲口賣了﹐房子交給了兒子﹐懷揣上一生的積蓄﹐沿途面向“佛主”磕長頭(每走三步路後就將身體長長地匍伏于地﹐往往是灰塵漫天的公路邊)﹐走了一年多才到拉薩。由于舍不得花錢買食物﹐沿途乞討﹐常常是有一頓無一頓的。由于天天在灰塵裡匍伏﹐吸進的塵埃裡什麼細菌都有﹐結核菌最常見。很多人到不了拉薩就肺病﹐胃病等疾病奪去了生命﹐連家屬也不知道。
我的這位老牧民病人就是這樣在往拉薩的一年的向“佛主”磕長頭的朝拜路上染上了肺結核﹐因疏于治療而差點兒斃命。最妙的是﹐在他健康出院的那天﹐他從枕頭下抽出一個骯臟的布包﹐裡面是一疊疊的人民幣﹗少說也有一千多元。他告訴卓瑪醫生﹕出院後第一件事就是把錢捐到寺廟裡去供給“神”﹐因為是“神”(而不是醫院的搶救﹐更不是那要命的幾百CC血液)救了他的命。由于他對“神”的虔誠﹐他死後“神”會讓他進天堂﹐將來還會讓他有美好的“來世”。然後﹐他沒有對任何人說聲“謝謝”﹐徑自出院找“神”去了。
(4張圖片---西藏風情﹐攝影﹕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