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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生活特稿/李竹）今天继续讲过去的故事。应该声明，除个别细节和人名为杜撰外，故事中的事件和人物均为真实的。本人绝无揭人隐私、挖人伤疤之歹意，只是将我记忆中的那个特定年代的特定事件记录下来，作为一段历史的描述。如果无意伤害了谁，本人躬身致歉！

**“港太”和她的女儿

我们大院的第一代居民习惯于称呼已婚女人为太太，文革后期随着居民的变迁，这种旧习才逐渐退化。“港太”不是来自香港，是大家背后给伍太起的别称，“港”的意思是摩登，那个年月人们认为香港是时尚的代名词。

“港太”的丈夫伍工留学美国，50年代初一腔热血报效祖国，毅然决然地抛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携夫人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就像当年的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一样的哪种人。伍工夫妇54年搬入大院时正是他们回国不久，曾经历过一段幸福的时光。我前面说过，那时也是我们大院的黄金岁月，大院居民层次高素质好，楼房新落成设施齐备，满院鲜花绿草。伍工夫妇30多岁，风华正茂、对未来充满希望，伍工忙于厂里的技术生产，夫人在家作太太。

伍太据说出于上海豪门，毕业于辅仁大学家政系，相貌极美、肤若凝脂、举止端庄、气质高雅，再加上精于妆饰打扮，更是超凡脱俗的贵妇。伍太不轻易出门，她家时常飘出钢琴声，莫扎特、萧邦的名曲在她纤长的指间流淌。偶尔伍太下楼散散步、晒晒阳，那将成为大院里的一景，这景实在太精彩了。“港太出来了！”叽叽喳喳间消息就传递出去了，于是一个个窗户探出了一个个脑袋，女孩子们争相感叹：“哇！港太今天又换了一件，快来看！”

每次伍太下楼都经过了精心的打扮，随气温和季节，变换裙子的质地和花色，或是碎花稠料、或是单色绒面，或是宽松休闲、或是露背晚妆，或戴一副遮阳镜，或擎一把小阳伞，发型、饰物、鞋子也搭配得一丝不苟……。伍太目不斜视，不启尊口，轻挪柔步，举头望云，低首怜花，像登场的伶人，走几个过场，亮几个照面，便悄然退下，把回味留给观众。据大院的老住户精确统计，那几年伍太下楼出来穿的裙子没重过样儿，绝没重过！“港太”的别称由此传开，真贴切，“港太”实在太“港”了！

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好日子没几年，年轻有为的伍工得了一场暴病，几天便撒手人寰，死者走得干脆，可怜了身后的生者，留下孤零零一个佳人儿，更叹膝下空空。伍太如何痛不欲生，如何万念俱灰，外人不得而知。从此再也听不到琴声，再也没见盛装登场。邻里偶尔见伍太出门，可能是去看医生，可能去厂里领抚恤金，可能到邮局寄信取邮包，素面素衣，匆匆而过……

大院的女人之间曾流传着“港太”要收养个孩子的说法（此时的“港太”已经不再“港”了，但称呼还是没改，也算是对“港太”过去风华的纪念），这风声是“港太”自己放出来的，拜托大婶大娘们留心。母亲告诉我，有一天“港太”听说南开医院有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女婴，便扔下活计撒腿往医院跑，见到孩子抱起来就不放开，坚决要收养，医院让“港太”签个字，事情也就办妥了。母亲还告诉我，同一天我也出生在同一家医院……

后来我和这个叫伍君的女孩同班同学，我记得还曾去过她家玩。她家在文革中被彻底清洗了，厂里开来一辆大卡车，拉走了一整车的抄家物，包括一架俄罗斯钢琴。她家的两居室住房也被硬塞进了另一家，娘俩被挤到南面的小间，仅剩厂里统一配备的简单家具。

以后的日子就这样过着，革命风暴扫除了人与人间的等级，也扫除了每个人内心的希望。大院中再没有鹤立鸡群的“港太”，大家都是灰绿蓝，一样的发式、一样的布鞋、一样的挎包，以及一样的伙食。

伍太本应绚丽的人生，过早地谢幕了，美好的生活之花刚刚开始绽放便被严寒摧毁。伍太把自己的全部寄托都放在了女儿身上，娘俩相依为命，平平淡淡过着老百姓的日子。

76年文革结束，77年恢复高考，为无数被压抑的灵魂注入了希望。80年高中毕业伍君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伍太也随女儿移居上海。以后怎样？我猜一定早早地离开中国，去了大洋彼岸……

我们大院的故事（续二）

（星星生活特稿/作者：李竹）

“小木头”之死

记得凄惨的哭声是午夜以后传出的，初夏的夜空回荡着女人悲切绵长并夹杂着述说的嚎哭。大院里沉睡的居民开始以为是逼真的梦境，但很快发觉事情发生在现实中。一个个窗户亮起了灯光，并出现许多向下张望的黑影。

母亲是家里第一个惊醒的，她历来睡觉很轻，母亲推醒父亲，随后我们兄妹几人也醒了，母亲开始仔细分辨着哭泣是何许人，并推窗观看，“是高大娘！”母亲认出来了：“高大娘坐在井台上哭！”（当年我们大院中央有眼压把儿井，说是战备所需）。母亲还说，之前曾听见送电报的摩托车声（就是济南轻骑，有骇人的噪音），“高大娘家出事了，我去看看！”母亲穿衣下楼了。我们在窗子张望，除了母亲，还有好几个妇女也围拢了高大娘。

高大娘一家也是大院的老住户，高大娘有四女一子，老儿子诨名“小木头”，是她家的宝贝疙瘩。“小木头”当年20来岁，个头不高，但面白如玉、眉宇间有一股英气，也不失一种傲气和骄气。由于“小木头”的姐姐们大部分留城了，所以按规定“小木头”必须上山下乡去农村。高大娘护着儿子，坚决不走。

于是由学校街道组成的“工作组”上门动员，由于高家态度坚决，“工作组”采取“车轮战”，就是24小时在家里“磨”，你不同意，我们不撤！这在当年是一种近似残酷的动员方式，一家人正常的生活秩序被彻底搅乱，既不能性急，言语强硬了，就被当作“对抗伟大领袖的伟大号召、战略部署”，也不能冷淡“工作组”，茶水招待，陪聊陪坐，大谈上山下乡的好，但也历数家里的困难。高大娘是常年的老病号，血压高、心绞痛、糖尿病，无一日离开药。“工作组”“车轮战”期间几次犯病到医院看急诊，但高大娘表示：“除非我死了，儿子就不走！”

“车轮战”持续了一个星期，首先熬不住的是“小木头”本人，他冲着“工作组”大喊：“求你们了，我走还不行？绕了我们全家吧！”家庭内部矛盾由此升级，父母大骂“小木头”不懂好歹，全家的努力全为他好，“小木头”顶撞父母：“不就去农村吗？那么多人都去了，我去了就死了不成？”“工作组”坐山观虎斗，暗庆大功即将告成。多天来“工作组”带给全家的压力终于爆发了，性情急躁的高大叔煽了儿子一个耳光：“浑小子，你走了就别回来！”高大娘再一次心脏病复发……

当“小木头”打点行装奔赴内蒙插队的时候，一家人被阴霾笼罩着，无奈和担忧，更不知道前面还有更大的悲剧将要发生……

大约三个月后，“小木头”从内蒙回来了，短短的几个月好像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情绪恍惚，从没有离开过父母的他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残酷。他向父母说他是偷着跑回来的，还讲了东北农村比想象的还艰苦，吃高粱米、睡土坯房、干牛马活儿，更可拍的是孤独寂寞想家，流着眼泪说：“不想回去了，不想再离开家了。”

高大叔先忍不住了，指着儿子大声说：“当初你自己自愿去的，现在又说这些，没出息的家伙！”当儿子再次顶撞父亲的时候，又挨了老爸一个耳光。“小木头”绝望了，第二天上火车回内蒙去了，临行前在药房买了一瓶“敌敌畏”……

街坊邻居面对失去唯一儿子而悲痛欲绝的高大娘，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这时候一切安慰都是多余的，一个年轻、健康、充满朝气的生命消失了，这种打击降临在一个多病的母亲身上，将是何等的灾难！围在高大娘身边的妇女，包括我母亲，全都陪着哭，那一夜我们大院很多人无眠。

这个故事发生在70年代初，当时我还年幼，听着家里人议论，不懂其所以然。今天，历史的车轮滚过了近40年，时代变迁得令人炫目，现在还有多少人去回望、去反思？当年伟大领袖一声号令，数千万城市青年涌向农村，涉及了千万个家庭，像“小木头”这样的悲剧又有多少？

我家也没有逃脱上山下乡的巨大洪流，大姐17岁去内蒙插队落户，11年后返城，落得一身病痛。我也知道，大姐插队的“集体户”中有一个男青年从抑郁、到疯癫、直到自杀身亡，在如火如荼的年代悲剧不是各别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发生在我们大院一百多住户中的故事，是一个历史的切片、时代的缩影，现在我能梳理这些被时间碾碎的片段，我想是对历史大潮中一个个小人物的尊敬和纪念……